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3日文章，原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去哪儿了？ 当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严重不足。在与北京竞争激烈之际，我们的教育体系却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具备中文能力、拥有在中国的实际生活经验和深厚知识储备的美国公民。而美国政府还在主动减少对中国研究的投资。这就造成了严重的、被忽视的知识不对称，让中国——那里对英语和美国文化普遍熟悉——在了解其战略对手方面占了上风。

我成为中国问题专家走的是一条常规路线。我从大学开始学中文，暑假去中国学习语言和教英语。毕业后，我成为政治学博士，为了撰写论文，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在北京和湖南进行了数月的实地考察。我还曾寄宿在一个北京家庭很久。只有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对中国有了一些了解，即便如此，也仅限于我当时研究的狭窄领域——中国的立法制度。

对于下一代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来说，这条路几乎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坑坑洼洼的。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美国的中国研究正在衰退，学中文的美国学生比疫情前少了，待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也少了。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数据显示，参加普通话课程的大学生人数在2016年左右达到顶峰，到2020年下降20%以上。2011—2012学年，有14887名美国大学生前往中国留学；到2018—2019学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1639人，到2020—2021学年，仅剩382人。现在，一些高校已开始重建在华项目，但步伐谨慎且不确定。留学中国的美国人急剧减少跟疫情有关。但现在中国已重新开放，交流活动却并未出现大幅反弹。

美国政府也在拆台。在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政府内有些人所倡导的政策，实际上以国家安全为名削弱了获取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的能力。任何美国学者的研究议程如果涉及中国，都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或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斥责为“帮助中国崛起”。富布赖特项目及和平队项目的参与者中不乏美国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但特朗普政府终止了这两个项目。在美国许多校园提供中文教育的孔子学院，也因官方背景而被关闭。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1965年《高等教育法》第六款为外语和地区研究提供资金。这笔资金从2010财年的1.103亿美元削减至2011财年的6830万美元。2022年的资助总额为7190万美元，其中只有约15%用于与东亚有关的项目。

这些情况共同作用导致我们国家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储备出现严重问题。我参与了培养下一代关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每年都会帮助普林斯顿大学对申请者进行审核，并推荐几名希望攻读中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入学，如今已很少看到美国学生申请。

这与中国对美国的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英语是必修课，包括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因此几乎所有中国年轻人都会说一些英语，许多人还达到了流利程度。每年大约有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种不对称令人震惊。

美中两国领导人都致力于稳定两国关系，但要找到具有可操作空间的合作领域却一直很困难。重建学术交流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

华盛顿和北京应积极响应，恢复并扩大在中国的项目。为前往中国的美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打消顾虑；减少对赴美中国公民的施压，减少关于中国学生和学者是间谍的荒谬说法；更慷慨地资助美国大学和中学的中文项目，资助研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人员。

在美中竞争的当前，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投资于武器和半导体，还要投资于“了解”。（作者罗里·特鲁克斯，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