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同时刺激了美国国内分别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群体，双方示威游行、互相对峙，阿拉伯裔和犹太裔则成为示威队伍的中坚力量。一旦美国以外地区爆发冲突，生活在美国国内、以卷入冲突的国家和地区为祖籍国或祖籍地的族群往往会行动起来，从不同方向影响美国的政治和外交。这个时候，关于族群如何影响美国国家认同、是否侵蚀美国国家利益、是否破坏美国凝聚力的讨论就会增多。近几年来，先后有白人极右翼团体、反抗种族主义的“黑命贵”等运动变得活跃，美国种族和族群矛盾趋向尖锐和突出。美国政府又是如何试图控制这些矛盾以维持国家凝聚力、维持“大熔炉”或“马赛克”般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呢？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种族、族裔和移民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属于常态。纵观美国历史，大规模移民潮、大范围经济衰退、涉及族群祖籍国的冲突战争往往最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美国则一般通过“硬手段”和“软管理”等方式强化国家认同，维持“美利坚民族”凝聚力。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些举措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矛盾。

就“硬手段”而言，最惯用的莫过于通过大规模对外战争强化相应族群的国家认同，并以爱国主义之名强制同化“怀有二心”的族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口规模庞大的德意志裔和爱尔兰裔联手反对美国参战，呼吁美国“保持中立”，前者反对美国与自己的祖籍国德国为敌，后者不满英国对爱尔兰人独立运动的压制，不愿看到美英合伙。美国参战期间，政府通过关闭德语报纸、学校和电台，压制德裔的抗议活动，开展忠诚宣传和教育等方式，维系了战时团结。但这些族群并未被压服，而是通过影响国会实施报复，毁掉了当时威尔逊总统主导国联的“大业”。直到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德裔才基本确立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

对于一些人口众多的有色人种，美国政府则采取了剿灭、压制、同化等政策。印第安人被大量杀戮、圈禁和强制同化，基本到了种族灭绝边缘，良心发现的白人在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对其采取保护性政策，防止该族群完全灭绝。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但消灭不了种族压迫和歧视，非洲裔至今仍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受害者，作为一个族群整体而言被主流社会所压制。类似“黑豹党”那样走暴力抗争路线的黑人组织，都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拉美裔总体上处在社会中下层，同样遭受种族主义迫害，并且内部早就有祖籍国不同、贫富分化、政见不和等问题，容易被分而治之。美国华人曾遭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运动”，被恐吓、驱赶和杀害，离开的则被禁止回到美国。二战期间，十多万日裔美国人对美国的忠诚受到怀疑，被关进名为“战时安置中心”的集中营，遭受不公正对待。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宽容度上升，但主流社会和其他族群对他们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疫情期间的仇恨犯罪便可见一斑。

就“软管理”而言，美国的手段则包括维持经济福利、分享政治权力、推动多元文化等。除了黑奴贸易，移民们前往美国，大多是去寻求发家致富的机会。凭借向西扩张和海外扩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为移民提供了其他很多地方难有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二战后，美国又通过争霸和护霸，维持经济、军事、金融和科技领先，占据全球商品价值链顶端，滥用美元霸权，从全球获得廉价商品和超额利润，使弱势族群人口也能过上体面生活，从而一定程度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政治上，在少数族群不断抗争下，美国精英不断做出调试，通过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裁决和选举制度的完善等，在联邦政府、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层面吸纳少数族群代表，分享政治权力、重新分配资源，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族群的诉求。在激烈的党争中，民主党近几十年来把政治前途和扩大少数族群的权益绑定在一起。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政策客观上部分缓解了族群不平等带来的紧张。例如，在大规模的“黑命贵”运动推动下，拜登政府批判系统性种族主义，着力改善警民关系，着力缓解黑白之间的矛盾和敌意。

在社会文化上，美国倡导多元包容，不再搞强制同化，而是通过市场力量推动新移民学英语、找工作。在芝加哥、洛杉矶等大城市，白人、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都有自己的“地盘”，可以在各自族群“小社会”里比较自由地生活。小聚居使各族群之间有了一定“安全距离”，相对松散的社会治理也有利于减少族群矛盾。同时，美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在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强调国家认同，潜移默化地进行忠诚教育。

可以说，美国在享受移民带来的活力闯劲、多元文化、人口红利时，也必然承受其造成的种族矛盾、族群冲突、社会分化。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享受“世界领导地位”带来的特权、利益和威望时，同时也要承受海外冲突在美国国内引发的族群对立、社会喧嚣和政治斗争。

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对美国的政治认同相随，对祖籍国的忠诚和对美国的忠诚同在，这种“双重认同”“双重忠诚”也是一种常态。因此，新一轮巴以冲突在美国激起的抗议活动，不会冲击美国主要族群的国家认同。犹太裔的强大实力、以色列长期游说以及美以特殊关系的存在，使得美国政府必然偏袒以色列。以色列对美国外交的绑架、对美国在中东整体利益的损害，也不是新鲜事。

对美国凝聚力或“熔炉效应”真正的长期挑战，是美国族群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是白人人口比例下降和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上升的不可逆趋势。美国政治体系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硬手段”还是“软管理”会产生不同结果。当然，美国是否还有巨大财力维持弱势族群人口的生活水平，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也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庞大的债务问题，不单是经济金融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作者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