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公开质疑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被哈马斯刻意放大，暗示巴勒斯坦方面可能使用虚假数据放大悲情，对以色列和美国施压。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一片哗然。

从事实层面来看，联合国以及诸多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数十年如一日，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承担着巴勒斯坦人道主义态势真实情况把关人的角色。作为对美方的回应，巴勒斯坦方面，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直接公布了一份长达212页的死者名单。这份名单列出了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6747名巴勒斯坦人，其中有近3000名儿童，名单中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和证件号码。如果加上281具尚待确认身份的尸体，以及因为种种原因在医院没有死亡记录的人，实际死亡人数恐怕只会更高。

从宏观战略博弈层面来看，美方的这一轮表态，可以看作此次巴以冲突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在全球范围内战略性的认知博弈，焦点是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此次巴以冲突的性质。

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在投出反对票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建立一种关于巴以问题新的叙事，忽视巴勒斯坦领土长期被占领的事实，回避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根本问题。”那么，美西方是如何构建并传播脱离巴以冲突历史经纬的新叙事的？

在联合国框架内，美国带头强势阻拦其他国家呼吁停火的行动，并强势推销包含新叙事框架的决议草案；在全球舆论场，美国和欧盟公开要求脸书、推特、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系统删除“亲哈马斯言论”，以及所谓体现“反犹太主义主张”的言论；在美西方国家内部，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以公开方式，确立对民众群体行为的指导框架，如明确宣布禁止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同时为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提供有效的保护与支撑等。

就具体表现而言，围绕巴以冲突的认知博弈，以欧美政要、传媒以及亲欧美的自媒体在全球实施“规训式”传播为核心特征。这种“规训”的目标，是向受众植入一整套定制化的概念、信息和知识体系，一旦被受众接受、认可和内化，则受众将在认知层面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其核心要点包括但不限于“以色列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的自卫”，“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与人们熟悉的巴以问题无关”，“加沙地带的平民损伤只是在正当的反恐进程中不得不承受的附带损伤，而且实际伤亡人数没那么多”，“支持以色列是正确的，不支持以色列就是反犹太主义”，等等。

相关规训的表现种类繁多：有话语构建，用“哈以冲突”取代“巴以冲突”，以确保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之间进行切割，继而阻断人们唤起对巴以冲突的认识和理解；有道德标准建构，“反对以色列=反犹太主义=纳粹”“不公开支持以色列=反犹太主义=纳粹”“批评以色列/让以色列不开心=反犹太主义=纳粹”等，通过将人们公认的“反纳粹”武器化，垄断对“纳粹”的定义权，来构建一个明确倾向于以色列的道德体系；有历史构建，抽空1917年《贝尔福宣言》等关键历史内容，抽象地强调所谓联合国1940年分治方案，无视“两国方案”，无视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与纵容，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来引导和规训人们对此次冲突的理解和认识；更有赤裸裸的虚假信息与认知操控，典型策略是将2016年叙利亚白头盔在阿勒坡拍摄的照片，以及2017年土耳其电影摄制现场的化妆场景等，说成是哈马斯在此次巴以冲突中伪装受害者，拍摄虚假照片与视频，以扭转受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

透过这些认知操控，背后折射的是欧美国家在这次巴以冲突中面临的战略困境与道德-政治两难：直白地说，今天的巴以冲突，首先是英国殖民者为了分治阿拉伯世界而人为制造的，其次由美国基于自身战略需求而刻意放大的一个人为危机。但是，在当下，欧美国家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华盛顿考虑到自身的战略利益，并不希望巴以冲突失控。欧美国家在心理、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等多个维度均无法承担冲突失控带来的损失。

同时，欧美国家又面临特殊的道德困境：美国不是一个犹太国家，但是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金融-战略圈层中的影响力足够强大，导致当今华盛顿只有无条件偏袒以色列这唯一一个选项；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德国为典型，一些政治精英深陷“历史赎罪情结”，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又由于在二战后的知识体系建构中犹太人垄断了对“大屠杀”的话语权，导致这些政治精英在政治-道德困境下，坚持采取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作为的错误战略，最终深陷战略泥潭。（沈逸 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