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两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澳大利亚政府在过去8年里展开了三项独立的内部研究，以确定澳大利亚能否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结果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报道指出，正是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澳大利亚政府才不得不于去年底寻求同中国重启双边贸易往来。这不禁让人感到诧异，一个对华常识性问题何以成为澳政府为期8年的长期研究项目？澳政界的对华认知是否已经陷入重大误区？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巅峰时期就进行过研究，指出经济依存能促进国际间经贸互利合作，增进相关国家民众福祉。中澳两国自建交以来，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的蓬勃发展及其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福祉，充分证明两位大师所倡导的经济依存理论的正确性。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中澳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额屡创新高。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远远不足1亿澳元激增至2022年的2870亿澳元。澳大利亚年均对华投资近200亿澳元，中国对澳投资也在2016年达到约160亿澳元的峰值。

不可否认，中澳两国经贸互利合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为两国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福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直言不讳地预言澳大利亚在新世纪初将沦为“贫穷的白人垃圾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群体有能力进口澳大利亚如此巨量的资源。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不仅没有沦为“贫穷的垃圾国家”，反而保持了40多年的经济持续繁荣。据澳有关部门统计，澳大利亚人均每年向中国出口15吨铁矿石，5吨煤；每户澳大利亚家庭从对华贸易中年均增收5000多澳元。

可以说，在过去的50多年里，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得益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能源和农畜产品的旺盛需求，澳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也使澳成为唯一异常幸运地屡屡躲过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额甚至多于位居第二至第五位的日本、韩国、美国和印度的出口额之和，充分表明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保持经济增长和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难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澳大利亚历任有远见的总理都坚持全面发展对华关系。冷战后第一任总理基廷警告敌视中国无异于“发疯”；第二任总理霍华德亲自告诫美国总统小布什，说中国崛起是太平洋国家的机遇；第三任总理陆克文感谢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帮助澳大利亚躲过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均未幸免的经济衰退；第四任总理吉拉德毅然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的历史高度；第五任总理阿博特则更进一步，将之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自2016年中澳关系急转直下，两国互利合作的步伐也因此放缓：中国在澳投资额连续数年大幅度下降，2022年跌至不足25亿澳元；澳大利亚大宗商品的对华出口额波动起伏，屡屡受挫；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在华业务增长缓慢；中国赴澳留学生人数也在下降。这显然从另外一个方向上证明了中澳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近年来，一些澳大利亚政客以意识形态划界，试图从全球他处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大市场。一些政客声称至2035年澳大利亚对印度的年出口额可以增至450亿澳元，可以替代中国市场。但他们却根本不知道澳大利亚早在2019年对华出口额即已高达近1600亿澳元。换言之，澳大利亚仅从中国市场便年均获得贸易顺差600亿澳元以上。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难怪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家简·戈利和东亚研究专家希罗·阿姆斯特朗驳斥某些政客企图以印度市场取代中国的建议是“痴人说梦”。

有学者曾总结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引向未来的路灯。中澳关系的历史深刻表明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才是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正道。衷心希望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以史为镜，珍惜两国来之不易的平等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造福。（作者是山东大学教授、杰出中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