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在上周例行的利率会议上，年内第二次暂停加息，却保持了相当强硬的紧缩态度，从不同角度向全球金融市场传递未来要继续加息的信息，导致美国股市延续9月以来连续第三个星期的跌势。金融市场的交易员们不得不开始筹划，2024年的美国大选大概率将有着一个“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的经济背景。对于日益分裂的美国社会而言，这隐含的地缘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美联储当然明白，一个高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不得不持续提高，家庭的信用卡账单会变得更长更贵，商业银行账面净资产为负造成的挤兑风险会持续升温，各级政府的融资成本会更加高企，等等。早就债台高筑、可能再次“停摆”的联邦政府对此本应多少有些收敛，但是拜登政府为了接下来的大选，依然在多线“烧钱”。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遏制中国，抑或是无节制的政府开支，只要能用公共财政“买到”更多选票，华盛顿政治精英并不在乎所谓的国家利益。

美联储的经济学家，还是被政客“执政道德”的无底线打败了。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被迫承认，始自一年多前的本轮加息启动得太迟了。这次美国货币政策的迟钝，根本原因还是美联储低估了政客为了选票的无底线——对于国内的物价上涨，政府显然并不想通过任何财政政策“协同”美联储一起应对。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华盛顿扩大财政赤字支持乌克兰，持续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继续维持对华贸易战，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拒之门外，加剧美国核心通胀的成本推动，最终将劳动力价格上涨激化为劳资冲突。

美国车企工人的大罢工，还有之前的卡车司机大罢工，都是华盛顿无节制发债、美联储“迟钝”加息的必然结果。美国工人本就是“铁锈地带”的弱势群体，东海岸的华尔街、西海岸的硅谷等互联网时代的新贵们早就瞧不起他们这些工业革命的“老古董”。这次汽车工会提出4年内将普通工会成员工资提高约40%的要求，乍一听挺高，但如果扣除未来几年高通胀的份额，即使斗争获胜，车企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很有可能还会下降。更可笑的是，这种尚未取得的“胜利”只针对那些愿意每年支付相当比例工资给汽车工会的工人，其余工人则前途未卜。

美国国内经济的纠结，让美联储进退维谷，试图寻求国际“替罪羊”帮自己熬过这一轮周期。回顾历次利率周期，它1997年确实找到东南亚作为危机转化对象，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一度将曾经的“亚洲四小龙”拖到衰退的边缘。只可惜，这个把戏玩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就不好使了。2008年美联储再次面临高利率政策难关，最后被拉入衰退泥潭的却是美国经济，雷曼兄弟的破产更是让全球遭遇金融海啸，也把美国宏观政策拖入长期的“双宽松”陷阱。

2008年美联储量化宽松之后，金融市场的交易员们甚至逐渐把“实际负利率美元”视为常态。这就是为什么2023年春天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破产的时候，市场的恐慌情绪格外高涨，几乎每个交易员都在问，美国实际利率已经“转正”，这次美元造成的金融危机是发生在美国，还是新兴市场？换言之，美国这次还能再找到一个“替罪羊”，转嫁国内的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困境吗？一些美英政客不遗余力唱空的中国经济，真的会被美联储推动的全球资本逆流冲垮吗？

其实，这些美英政客心里清楚，中国经济2023年的宏观数据就算局部有些波动，也是疫情前后经济小周期、统计小周期的阶段性误差问题，短期内利用这种数据波动只是混淆视听，长期看肯定行不通。稍做专业分析就会知道，中国经济的很多数据指标，如发电量、贸易顺差等都格外“坚挺”，那些唱空中国的说辞从经济学角度看业余得不值一驳，经济危机更不可发生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让这些英美政客更感心灰意冷的是，除了中国之外的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似乎也没有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那样面临资本跨境流动风险。

其实，如何解决难题，答案并不复杂。只可惜，“美国优先”和英国“脱欧”等举措，让英美错过新一轮全球化的红利。今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体会到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初心，并从中得到扎扎实实的民生实惠。刚刚在南非结束的金砖国家峰会进行了历史性的扩员，这进一步巩固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和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超主权金融安排影响力逐渐扩大，世界的资源、资金、产能在更大范围通过市场经济实现整合，极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抵御美元利率周期的能力。因此，进退维谷的美联储需要考虑的是，一旦经济危机无法对外转嫁，美国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