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实力与目标”的演讲，称“后冷战世界秩序已经终结。”他列举了接下来的三个“决定性考验”，即持久而激烈的战略竞争，对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的全球性挑战以及重新平衡技术前景和经济前景的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布林肯阐述实现目标的四种方式，包括重振、深化和创设盟伴关系，以创新和双向互动的方式构筑跨议题、跨区域的盟伴关系网络，为应对最棘手的共同挑战而组建新联盟以及强化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至关重要的国际机构。演讲系统呈现了拜登政府以来美国外交的逻辑，再次确认美国眼中的“威胁”，重申“联盟”是美国外交“最重要的资产”，强调当下美国决策对于未来数十年的决定性意义。

实际上，“后冷战时代终结”、强化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等内容，并非新提法，这些字眼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2年乌克兰危机时都反复出现过，背后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失去方向、迫切希望寻找定位的迷茫与傲慢。美国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仍然顽固坚持以往的观念和做法，以至于看不到世界的现实，找不到前进的道路。正如布林肯所说，美国决策者必须在现实的“一团迷雾”中“果断行动”，而这客观上带给世界的可能是更多悬念和危险。

相对于冷战时期的“铁幕”将世界一分为二，“后冷战”以来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文明形态国家等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在内的、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秩序”才刚开始形成。“后冷战世界秩序”仍在深刻演变发展，没有终结，应当终结的是美国外交的陈旧观念和做法。

第一，美国政客仍习惯于用内政的思维看世界，但世界并非美国的“实验室”。美国政治常被称为一场“试验”，例如美国标榜自己的50个州是50个可以测试哪些政策管用、哪些行不通的“实验室”。由此，它也一直有意无意地把其他国家看作“试验场”“竞技场”甚至“练兵场”，以为可以按自己的模样塑造世界。但在多极化时代，越来越多国家在自主决定发展道路，美国已不能继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美国政治也常被视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权力斗争，政党通过美化自己、贬低对手、切割选民等策略争取选举胜利。随着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及社会内部的敌意升级，“极端竞争”“与人为敌”的风格向外扩散，推动美国在国际上也大搞“竞争”，把他国的核心利益作为竞争工具、挑衅手段，甚至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谋求“实力优势”。这种彻底违背外交本质、严重损害国际关系基础的观念和做法应当结束。

第二，美国外交仍停留在西方传统大国以战争、冲突、对抗等方式争霸的轨迹上，但和平、发展、合作才是世界人民所需。美国重视用地缘政治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已不符合21世纪的需要，也未能促进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利益。小布什时期走单边主义路线，用武力推广“民主”，造成战略透支，也从根本上搅乱了中东政治生态。奥巴马时期转向多边主义，但已无力扭转美国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政治两极化的局面，且引入了国际关系“软制衡”的做法。特朗普时期迎合民粹主义，推行“美国优先”，美国价值观危机凸显，也给世界造成不可预期的“特朗普冲击波”。拜登政府意在修复美国国内制度和国际影响力，促使霸权“恢复常态”，但它不断回到冷战工具箱，炮制“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制造新的裂痕。美国热衷于使用“结盟”“威慑”“制衡”“对抗”等政策工具，把同盟体系从政治安全领域向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扩散，甚至把其他国家称为“美国外交的几何变量”，不仅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无助于推动解决气候变化、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等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难题。

第三，美国不断翻新叙事，但世界事务已不局限于美国的诠释。冷战以来，美国运用话语霸权宣扬所谓“自由国际主义”话语，以此掩盖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新殖民主义图谋。随着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独立自主行事，美国学界还生产了一系列政治理论，包括“结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把“国家”变成格式化、标准化、普世性的符号，放置在基于美式制度优越感的条条框框里，同时弱化其他国家的“国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政治制度等精神内核。美方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别人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多元文明时代里遭遇越来越多反弹。世界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美国对“威胁”的认知，不认同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言论，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已经打破“美国叙事”的垄断。

历史没有终结，未来有待书写。在新的多极世界里，美国对外交进行新的评估应当跳出竞争、对抗逻辑，以包容、平等心态尊重他国的正当发展权利。归根结底，从阵营、结盟的视角看世界，分裂、冲突、输赢就成为关键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世界，开放、合作、共赢就是出路所在。（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