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府不久前发布2023年度经济财政报告，宣称“日本经济正迎来转折点”。有人就此再次提起已故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关于日本经济“变迁30年”的预言，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需要至少30年时间走出“失落”。那么现在，日本经济真的迎来“新拐点”了吗？

日本股票市场确实发生较大变化。主要得益于外国资本涌入，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今年7月突破33750点，刷新1990年以来的高点。实体经济数据也处于向好态势。刚刚过去的第二季度，日本经济按年率实际增长6.0%，这是日本连续3个季度GDP正增长。其中，外需成为经济主要推力，上半年日本出口同比增长3.1%，而对美欧出口尤为显著，增幅分别为11%和12.5%。其他指标，比如大企业盈利状况等也有一定改善。

然而，一场突然爆发的十合·西武百货公司员工大罢工却让这些光鲜数字变得有些黯然失色。这个事件从侧面揭开日本经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自1950年以来，构建起劳资协调体制之后的日本很少爆发罢工运动。但8月31日，超过900名员工参加罢工活动，他们担心这家百货公司被出售给美国投资基金将使自身利益难以获得保障。平成时代以来日本劳工地位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贫富分化的特征也愈发明显。

首先，这次罢工揭示了日本企业已出现严重分化的现象。十合和西武原本是大阪和东京发祥的两家大型百货公司，30年前仅西武百货销售额就高达3000亿日元（约合148.6亿元人民币），当时与三越百货不相上下。泡沫经济崩溃之后，IT革命及电商快速崛起对传统百货业形成严重冲击。陷入债务困境的西武一度与十合百货抱团取暖，但在再度失败之后被7&I控股公司收购。因为经营持续不振，7&I决定将其转让给美国投资基金，但因员工利益得不到承诺而引爆罢工。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同样堪忧，据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件数比去年同期大增三成，首次超过4000家。人手短缺和物价快速上涨，成为形成本轮中小企业淘汰潮的两大原因。

其次，罢工运动也证明日本正处于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一亿总中流”的崩溃让底层民众忧心忡忡。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政府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其中，劳动改革的一项显著结果就是非正式员工大量增加，因为该群体工资收入仅是正式员工的约60%，可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目前，日本的非正式员工规模为2090万，总占比36%。但收入差距造成日益突出的相对贫困问题，2021年日本相对贫困率已经攀升至15.4%。

目前来看，贫富分化已经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严重症结。股市上涨只能惠及部分持有股票的富裕家庭，而股票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仅为14%，这等于又进一步推高贫富分化现象。创纪录的物价上涨，已经对日本国民造成相当大的负担，特别是那些贫困家庭更是如此。

当然，少子老龄化仍是困扰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症结。新冠疫情以来，日本人口形势变得更加严峻，2022年出生人数首次跌破80万。与此相对照，65岁以上老人增至3627万，总占比突破29%，日本社会保障给付费已经达到134万亿日元，20年来扩大至1.6倍。老龄化对经济更重要的影响还在于拉低GDP潜在经济增长率，因为它带来了劳动投入减少、资本储蓄缩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问题，当前，日本潜在增长率仅为0.3%左右，只相当于泡沫经济崩溃前的1/10。另外，65岁以上家庭消费支出占比为39%，平均资产也高达1916万日元。由此可见，老人消费对日本内需具有极大影响力。

如何解决这些深层次的严重问题，日本政府表现得缺乏信心，改革力度也严重不足，甚至经常偏离方向。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超宽松金融政策让日本政府愈加无视财政均衡的规律，不仅财政重建目标一推再推，每年发行新债规模还不断攀升，2020年甚至一举超过108万亿日元，如今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270万亿日元，达到GDP的260%，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为了帮助政府解压，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不断膨胀，当前已达743万亿日元，约为GDP的132%，是欧洲央行（58%）和美联储（32%）的2到3倍。

当前，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以及眼下的汇率风险正像一头头走近的“灰犀牛”，“新拐点”之说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恐怕仍然只是水月镜花罢了。（张玉来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