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2019年年底以来，由于犯罪率高升、税收政策严厉和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等原因，已有158家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公司将总部从纽约迁至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地。这让有关“逃离华尔街”的讨论风潮再起。

作为全球金融定价与交易中心，华尔街自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华尔街革命”以来一直是美国和世界金融资本全球总部的最优选。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由期权定价引致的衍生品大发展进而引爆“第二次华尔街革命”，推动美国金融业迈向空前繁荣，进一步巩固了华尔街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华尔街不断上演“金钱永不眠”的神话故事，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不断推高华尔街的地位。那段时期，大规模“逃离华尔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但如今，100余家金融机构告别华尔街，既是基于各自经营条件约束和自身商业逻辑的理性选择，也释放出如下信号，即金融业尽管仍是美国主导全球最顶层分工的“王牌”产业，但若以制造业和科创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跟不上，美国经济的底座不可能长期稳健，美国经济列车迟早会脱轨。这也正在倒逼美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祭出产业政策，试图通过强化实体经济竞争力来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美国是典型的服务消费型经济体系，其中又以金融服务为核心。新冠疫情冲击对美国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是一次系统性的超大规模抗击打能力测试。事实不断证明，在生产活动大规模停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的情况下，仅仅依靠金融活动不可能支撑庞大经济体系的运转。从时间轴来看，新世纪以来美国开启经济实质性转型的努力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上任之初严厉批评华尔街金融机构拿纳税人的钱为员工发放高额分红，随后提出《美国制造业振兴框架》，意在促进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府投资力度，促进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顺势增加出口，提升美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但特朗普上台后基本否定了奥巴马时期的经济转型路线，转而以强烈的个人偏好开启美国“再工业化”：一方面，在“美国优先”的政策框架下，以税改为抓手，吸引在全球投资运营的美国企业回流本土；另一方面，以“301调查”为起点，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与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外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摩擦、制造恐慌效应，以期进一步促使制造业回流，整固美国经济竞争力。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方面通过频繁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输出风险，特别是启动“硬加息”对抗通胀并顺势巩固美国金融业的全球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逐渐抛弃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重拾冰封许久的产业政策，直接动用政府力量进场干预：以宽松信贷、直接和间接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和产业政策的干预，将政府主导与私人资本参与“有机结合”，目的是以“投资美国”为导向，对有助于保持美国竞争力的关键产业毫不犹豫地采取关键支持行动。

概括起来，拜登政府的经济转型框架是《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和《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这三个关键性法案的典型特征是保护主义和美国利益为上。例如，《通胀削减法》表面是以削减通胀为名，实则以高额补贴强化美国在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竞争力，带有明显的产业扶持和政策诱导色彩。《芯片与科学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压中国芯片产业竞争力并控制全球半导体产业链。该法案明确授权增加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尖端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意在将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吸引到美国，补齐美国芯片在制造方面的短板，确保美国掌握全球高端制造业战略主导权。拜登政府试图借此吸引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对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研发创新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加大投资，但这些政策在美国国内引发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的批评和非议，在国外不仅频频挑起贸易摩擦甚至连盟友伙伴的利益都置之不顾，美国已经连续几届政府心心念念的“经济转型”能走多远，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